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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退休前的最後一門課，是領著學生們“批判”中國教育。
　　這堂名為《批判的教育社會學》的課程開設於2010年9月。它的獨特之處在於，老師傳授的是理論，但課程的核心內容卻是要求學生們進行一項社會調查，“翔實地描述教育領域中的某一個博弈、現象或勾當”。
　　用鄭也夫自己的話講，“教師中一個眼光毒辣的異端，憑藉身上的少許感召力，調動出一個個後生的熱忱。後生來路各異，故事五花八門，其中頗多你想象不到的東西”。
　　比如，一所鄉村學校如何傾全校之力迎接檢查。
　　比如，一所高中如何通過鼓勵學生棄考製造升學聲譽。
　　比如，一個製造高考神話的超級中學如何以分鐘計算、精確控制學生。
　　2014年1月，這些年輕人的課程論文結集出版，題為《科場現形記》。在書里，鄭也夫亮明自己的觀點：“中國久有科場，演至清代習八股被冠名曰‘制藝’。到了鄙俗之今人口中，高考被說成是‘敲門磚’。不期科舉廢棄百年之後，敲門人成山成海，敲門磚詭異奇絕，便是清代科場鼎盛之時亦不可比肩。”
　　除了展現教育之種種怪現狀，在鄭也夫眼中，學生們從大學、中學、小學乃至幼兒園裡帶回的這些故事其實還牽涉著他未竟的社會學教學，“我希望學生可以從中訓練出一種對待問題的思維，不能光從書本到書本，不要人云亦云，要養成做點實情研究的習慣，要動手動腳去調查，把現狀搞得水落石出後再去發言。”
　　講好一個故事，最好是一個別人沒有講過的故事
　　當鄭也夫開始形容自己在教育領域里的角色時，他先後稱自己為“怪物”、“邊緣人”以及“超齡憤青”。
　　事實上，這些詞的確可以概括出這位社會學教授的行事作風——他反對科研腐敗，為此從來不申請國家給錢的課題項目；他發現北大運動會上存在體育特長生冒名頂替參賽的現象，便給副校長寫信要求體育部整改；他甚至不憚於公開抨擊北大社會學系的研究生試題出得“太過垃圾”——在考試培訓機構的“幫助”下，連一本社會學專著都沒有讀過的學生也有了進入面試階段的可能，鄭也夫將此視為出題者同考生博弈中的完敗。
　　“老爺子不是爭勝，而是爭理。只要他認為在理的東西就會力爭到底。”一名碩士生這樣評價鄭也夫的性格。
　　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性格部分促成了鄭也夫在60歲的時候決定開設一門全新的課程。“我們是人口第一大國，攥著全世界多大比重的基因庫？按照正態分佈，在頂級大學裡面的學生應該是才能非常之高的，能讓全世界驚嘆的。然而在我所接觸的學生里，我沒有看到足夠多的優秀人才，我沒有看到哪個學生對哪個門類特別上癮，沒有少年曹禺這樣的人了。為什麼？我覺得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大問題，大把大把的學生在後天被修理壞了。”
　　提起開課的動機，鄭也夫毫不客氣地使用了“憤懣”這個詞，“這應該是你最熟悉的領域，不用研究就知道很多事情，如果一個搞社會學的人對教育問題失語，說不過去。”
　　頗具意味的是，原本鄭也夫初擬的課程名稱是“教育社會學”，卻因為教務部要求避免課程名稱重覆而不得不加上了“批判的”三個字。至今，他仍然不能理解為什麼兩位教授不可開設同名課程，並堅持將此也視為中國教育之荒誕的最小證據。他還在一篇文章中自嘲道：將風格做成標簽貼在腦門上，好生無趣；以批判的旗幟邀集好事者，不失為策略。
　　選課開始後不久，這門能容納150人的選修課便已經滿員。在鄭也夫的從教生涯里，一個顯著的特點便是從來不開必修課，“憑什麼我的課你就必須來，必須學？我不願意發生這種誤會，所以我只開選修課，選我課的，都是自願上賊船，有點興趣了，再加上點緣分，咱們就同舟共濟一段。”
　　鄭也夫上課的方法同樣很特別——不管講授什麼樣的課程，他的課堂一向是兩個旋律並行：理論傳授與學生的社會調查作業。而且，鄭也夫對於學生完成一份有價值的社會調查的看重程度，絲毫不亞於前者。他曾經看過一本書叫做《1945年以來的德國教育》，作者的一個觀點令他印象深刻：學校教育研究，長期以來在德國是以“教育實情研究”的名義進行的。
　　“德國學者的話讓我知道了，此一做法可以‘上綱上線’，它不是一個‘侏儒的’偏好，它是不可替代的，甚至堪稱是首要的工作。實情不知曉，談什麼道理，搞什麼方案，構造什麼理論？”鄭也夫說。
　　從事社會學教學工作十幾年，鄭也夫發現，長期不當教育養成的“八股思維”嚴重影響著一茬茬的年輕人，表現形式之一便是一寫作業就願意掉書袋，“全是大話空話玄之又玄的廢話，言必稱卡爾·馬克思，要麼就是馬克斯·韋伯，學生讀了多少書，能和哪個大師對話？不是一定要有這個節目吧。”
　　一位學生記得， 鄭也夫在第一堂課上就強調這門課“不伺候八股”，而學期作業也不是“論文”，而是一項“實情研究”，“他說想要我們講好一個故事，最好是一個別人沒有講過的故事。”
　　教育應該是一種“化”的過程，它需要教會你許多準則，也需要教給你不單一的價值判斷
　　智楠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大四學生。一年半之前，她選上了鄭教授的這門課。她記得鄭也夫當時曾說過，“你們的作業不用寫成標準的論文格式，做一個調查就可以”。
　　當時智楠通過社團活動結識了來自衡水中學的幾名同學，她決定以衡中為調查主題。這所連續13年成為河北省高考第一名的“超級中學”如此有名，以至於智楠過去所在的省重點高中老師還專門前去觀摩學習，然後長吁短嘆地向學生們介紹衡中的學習方法。此前，智楠對衡中的印象停留在“跑步喊口號、升旗背古詩”這樣的傳聞中，“就覺得學校太變態了呀！”
　　她清楚地記得，在對衡水中學展開訪談之前，自己曾經通過數據庫查閱了所有關於衡中的文獻資料，結果發現人們對於衡中的評價往往容易走向極端，“校方或者政府部門發表的文章往往是一邊倒的褒獎，而媒體報道的資料則是一邊倒的抨擊”。
　　“我就是想客觀地做一個記錄。”智楠回憶，自己先後採訪了5位2010年畢業於衡中的學生，他們對於衡中最為一致的印象是——量化一切。
　　其中一位受訪同學就向智楠回憶起，自己平時的作息安排是，不能早於5點半起床，但要在5點36分趕到操場跑操；可以在12點半結束上午的學習，但12點40分就必須躺在宿舍的床上；晚上10點左右結束晚自習，但必須在10點07分進入宿舍併在10點10分前躺在床上。
　　這種對時間精確到分鐘的控制，並不只出現在作息表上。在衡中，每一間宿舍的門上都有一扇小窗戶便於老師檢查，任何有可能被視為不按時睡覺的行為，都有被記違紀的風險。
　　“曾經有個人被記違反午晚休紀律，記的是10點20分某某宿舍某某床突然坐起。反正就是突然坐起。”一個學生提起。而另一名學生則記得，“我睡不著就在那兒玩手指頭，然後路過的老師就看見了，記：某東南下（鋪）女生玩手指。”
　　一位姓劉的受訪者直言不諱地告訴智楠，因為早上沒有時間疊被子，她幾乎整整三年睡覺時都沒有脫過衣服，即使冬天也只是蓋著羽絨服睡覺，“在衡中這樣的現象也不是少數”。
　　在同學們的回憶里，衡中的嚴苛並不僅限於對時間的安排，任何有可能被視為影響學習的行為，包括抖腿、轉筆、靠牆坐乃至在自習課時抬頭都有可能被記過。
　　但令智楠感到意外的是，伴隨著高考的成功，大部分接受採訪的衡中畢業生都對那段生活產生了某種認同感。一位曾經“在高中想要挑戰它”的同學如今已經轉變了看法，“其實衡中教給我們的東西不是具體的知識，而是一種抗壓能力。”另一個明確的支持者則提出，這種管理模式的優勢在於，能讓學生在3年的時間里只認真乾學習這一件事，他甚至表示，如果自己有了孩子，“仍然會送他去衡中學習”。
　　在受訪者中，一個叫何天白的學生是為數不多的“批判者”之一。這名被保送到北大歷史系的學生曾寫過一本以衡水中學為藍本的小說《重點中學》。他告訴智楠，衡中給他帶來了一些東西，卻也讓他失去了很多東西：“因為我寫了這麼一本書，所以好多人也知道了我，在人人網上加我。但是我看到一些師弟、師妹發的評論，覺得他們的許多看法我都不能理解，他們覺得這個世界非黑即白。我覺得教育應該是一種‘化’的過程，它需要教會你許多準則，也需要教給你不單一的價值判斷，但是衡中沒有做到這一點。”
　　這個階段，用不著你褒貶，你要做就做一個範兒比較正的東西，把事情運轉的真實情況寫出來
　　後來，智楠給自己的作業起了一個題目，叫《學生眼中的“衡水模式”》，但在通篇文章里，她幾乎沒有給出任何具有價值判斷的個人評價。除了引述何天白的觀點，文中再也找不到一點“批判”的影子。
　　“這就是我想要的。”鄭也夫說。儘管他在講課時不乏批判姿態，但在指導學生作業時卻“最忌諱批判”。
　　他強調道：“在這個階段，高水平的批判你還達不到，廉價的批判你就別來了，用不著你褒貶。你要做就做一個範兒比較正的東西，去呈現複雜，去表現細節，把事情運轉的真實情況寫出來就是最大的意義。”
　　2010級本科生李利利記得，自己的選題是“均衡生政策在鄉鎮中學”。出於慣性，她在開題的提綱里擺出了自己的預設觀點，“我一開始真有看法，覺得均衡生制度治標不治本，想從公平的角度議論一下，結果就被鄭老師批評了”。
　　“我只是希望學生們不要急於詬病某個局部的畸形，這樣沒有什麼意義，也容易走向偏激。”鄭也夫說，自己更希望學生認真地做一個研究，看看這樣的故事是發生在怎樣的背景中，“討伐當事者大可不必。當事者有太多選擇嗎？”
　　他的提醒部分成為了2008級本科生張靈（化名）確定選題的初衷。
　　2009年，“重慶考生少數民族身份作假”事件曾經引起了軒然大波，其中有31個學生因為被確定為偽少數民族考生而被取消資格，其中包括當年的“文科狀元”何川洋。來自重慶的張靈記得，在那場風波中，幾乎所有的輿論矛頭都指向了造假者，“都是要求曝光造假學生的名單，揪出其後臺”。
　　“我就想，其實可以去調查一下少數民族考生的事情，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民族身份為什麼說改就改？後面還隱藏著什麼故事？”後來，張靈通過老鄉會找到了許多來自重慶的少數民族考生，其中不乏依靠身份造假涉險過關者。
　　一個往屆考生告訴她，自己擔任某局局長的父親為自己運作了少數民族身份。因此，儘管他裸分只排在第27名，卻成功進入了北大在當地的22人錄取名單。這個年輕人提到，因為加分這件事，自己始終對一個高中同班同學心懷愧疚。在那一年的高考中，那名出身農村的同學裸分原本排在重慶市第9名，但所有考生算上各種項目加分後，他卻因為只有一個三峽庫區的5分加分而被擠到了第25名，與北大失之交臂！
　　在2009年少數民族加分事件曝光後，這名始終對那段往事耿耿於懷的男孩子一度想坦白自己的經歷，但是最終沒能鼓起勇氣。他告訴張靈，在當時的重慶，各種隱性加分泛濫，其實他們的成績都有可能考入北大，但卻擔心自己不辦假加分就會被其他人的假加分擠掉。
　　通過深入的訪談，張靈發現，在這場加分博弈中，偽造少數民族身份往往是下下策的選擇，“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也體現在獲取加分的能力上，大部分加分項目的分配名額都被超級中學、市區中學占據，市區學生還可以偽造成為國家二級運動員，而對於偏遠的縣城，偽造少數民族身份則是為數不多的競爭路徑之一”。
　　事實上，這種被迫性的造假不止存在於背景相對強勢的家庭。她所訪談過最難忘的一個學生來自一所縣城中學，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唯一的希望就是兒子能成為一個有文化的人。這個學生告訴張靈，在自己參加高考的那一年，重慶市區的幾所好中學，很多人都有國家二級運動員加分，因為怕兒子“不明不白地失去了公平考試的機會”，他的父母在一個少數民族聚居地為其找到了一戶子女眾多的人家，並設法將他過繼到了該家庭名下。為此，他不僅更改了戶籍，也更改了法律上的父母。
　　直到今天，每當申請貧困補助或者需要填寫父母狀況時，這個男孩子都不得不寫上假父母的名字。
　　“網友在抨擊少數民族身份造假的時候，是否想過每個考生加分背後都有不一樣的故事？如果有別的路子的話，誰願意通過偽造民族身份來獲得加分？如果誰也沒有加分，或者加分機制分配及評選公平，還有誰會背棄自己民族，甚至是更改自己法律上的父母，來獲得高考的20分或者5分？”
　　在這篇題為《重慶“高考加分門”事件的背後》的學期作業里，張靈在綜述分析中寫下了上面這段話。
　　他們的最大優勢是，初進高校，中學生活的記憶依舊鮮活，而那段生活之弔詭，真的比想象更離奇
　　在編者按中，鄭也夫曾經提及自己對弟子們的期待：沒有比他們更勝任寫出“教育實情”的人……他們完成這些文章的最大優勢是，初進高校，中學生活的記憶依舊鮮活，而那段生活之弔詭，真的比想象更離奇。
　　“有時候連我都以為是編出來的。”鄭也夫記得，有一次在看到一位學生的作業後，他急切地要與對方見面。
　　“這是真的嗎？是在你的小時空發生的嗎？不是傳聞嗎？”他一口氣拋出了三個問題。原來，這位學生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一個邊遠地區的縣城裡，每逢高考，有權勢的人便會打聽清楚誰的學習成績最好，並安排自己的子女坐在其旁邊抄襲試卷。以至於到後來，這個縣城裡的優秀學生不得不紛紛以高考移民的方式逃離此地。
　　“這已經超出了我的想象。”鄭也夫說。
　　最終收錄書中的學生作業共有43篇，書的封面上用黑體字印著這些話題的關鍵詞：奧林匹克競賽班的記憶、高考移民自述、北京示範高中的借讀生、高中招生大戰、一所中學教改的導師制、寄宿教師家庭、為奧數殉葬的北大人……
　　教育學者楊東平在序言中將這幾十篇作品稱作對教育病的一張張彩超和CT，“不動聲色而深刻入微，呈現出清晰的病理，時有令人觸目驚心的發現”。
　　令楊東平印象深刻的是一篇題為《復讀與中學聲譽的製造》的文章。在這篇社會調查里，作者揭示了一所西部名校的成名之路——在高考前動員那些一本、二本無望的學生轉考或棄考，從而通過壓縮學生分母的方式製造升學聲譽。作為回報，棄考生可以免費免試進入該校當年的復讀班，而轉考生則會被介紹到願意接納他們的學校，因為那裡的“校績”是以三本或專科上線人數來計算的。
　　另一篇被鄭也夫津津樂道的作業是《一所鄉村學校迎檢過程考察》，記錄的是一個鄉村學校如何迎接“省教育督導室”檢查的故事。
　　根據校領導的講述，從5月份的動員大會開始到10月底的正式檢查，在整整6個月的時間里，將近200名教師平均每天要多加班兩個小時。這意味著，全校教師要為了這次迎檢足足多工作72000個小時，這相當於一個人9000個工作日的工作量。
　　時間用在了哪裡？答案是素質教育。
　　據接受採訪的教師回憶，為了符合上級的要求，學校需要新建造十幾個專室，包括音樂室、美術室、微機室以及圖書室等，而這些工作在此前全部處於空白狀態，“學校只看升學率，根本不會關註那些所謂的素質教育之類的話題”。
　　除了時間，金錢是順利迎檢所必須付出的另一項成本。
　　“檢查說白了就一句話，看你的錢花夠了沒。花夠了就萬事大吉，沒花夠就凡事遭殃。”在訪談中，縣教育局的辦公室主任提到，檢查經費的開支包括基礎建設、招待費用以及打點領導的送禮費用。事實上，據縣政府的辦公室主任回憶，就在檢查之前，縣長曾經專門去過省里一趟，“拜訪”教育廳的幾位領導幹部，“其實就是到省里送禮去了，主要目的是為後面的工作開展做鋪墊”。
　　值得玩味的是，一旦“準備工作”做到位，檢查當天的工作便簡單起來——足足準備了半年之久的檢查竟然只持續了短短的幾個小時。在一番彙報之後，督導小組給出了頗高的評價，儘管他們並沒有看到學生——為了避免檢查小組與學生接觸，學校臨時將課間休息的時間提前了10分鐘。
　　鄭也夫對這篇作業給出的評價是：如果你不諳上級檢查組對學校的視察，還算不上瞭解吾國教育的生態。
　　我希望他們上了這門課，能夠成為有獨立思考能力、有生機的人
　　這門課講完第五輪的時候，鄭也夫也到了要退休的年齡。
　　看得出來，63歲的他仍然很留戀這個講臺。他會興緻勃勃地講起自己是如何在“暴土揚長的黑板前”，將學生們報來的題目寫上個幾百次，點評個幾百次；也會哈哈大笑著回憶，每逢期末打開郵箱，“發現哎呦這麼厚的一沓子作業”；他還津津樂道於同事對自己開的玩笑，“沒有調查費，也沒有課題費，恐怕只有你才能把他們忽悠成這樣”。
　　“這隻是一門選修課，所以我和學生們的深入接觸並不多。但我希望他們上了這門課，能夠成為有獨立思考能力、有生機的人。不盲從一個東西，就說明已經上路，就好辦了。”談起自己教師生涯里的最後一門課，鄭也夫這樣說。
　　2007年入學的褚文璐是鄭也夫這門課的第一批學生之一，她後來成了鄭也夫的研究生。她坦承，上大學之前，自己是個不太愛思考的學生，“對主流話語比較信服，就連高考報志願的時候也是隨大流選的經濟學”。
　　某種意義上，鄭也夫的治學風格部分影響了褚文璐的大學生涯。在一次讀書會上，鄭也夫提到自己是77級的老三屆大學生，他記得那年的高考錄取率是4.8%，現在則是60%以上，但他卻感到“那時的高考競爭都沒有現在這麼激烈”。“鄭老師對我們說，有很多人覺得他太激進，他說那是因為你們沒有體驗或見識過不同的制度，失去了想象，見怪不怪，所以才接受甚至認同現狀。”
　　“經過那門課的訓練，如今我對一些社會現象不會再那麼習以為常了，我覺得自己活得更明白，也更聰明瞭。”褚文璐說。
　　同樣是在研究生階段開始深入接觸鄭也夫的李海蓉，也對那門以“批判”為主題的教育社會學課程印象深刻，“他說自己憤懣，但我覺得憤懣只是態度，他想帶給我們的東西是理性”。
　　李海蓉來自農村，接受採訪時她正在老家過年，電話里還能聽到公雞打鳴的聲音。在鄭也夫的課上，她的選題是“臺灣高校與北大的比較”。藉著操作選題的機會，她結識了多位來自臺灣的北大學生。在對他們的訪談中，李海蓉第一次知道了什麼是NGO。也第一次瞭解到，在臺灣學生的暑期生活里，“做義工是比學習更重要的事情”。
　　“在此前的大學生活里，我從來沒有這樣系統地去瞭解過其他大學里的事，更談不上反思自己的大學生活，於是逐漸認為一切都是自己所見到的那樣，一切都是理所當然。”在李海蓉看來，這門課讓她有了不一樣的眼光，“不再把學習看做評判教育成敗的唯一標準”。
　　與她們不同，2010年畢業的湯寧如今已工作了3年多。但她依然能清楚地記起，鄭也夫喜歡說自己是“精神的貴族”，還經常告誡學生要多給思想“做體操”。她說，鄭也夫教會自己很多東西，比如“生活上的順從和精神上的批判可以同時存在，順從不意味著要被洗腦”。
　　事實上，這些年輕人大多不知道，這個嗓門很大、坐在教室里最後面都能聽見他聲音的“超齡憤青”已經退休了。他們也並不知道，為了這門課的學生作業可以結集出版，鄭也夫先後找了好幾家相熟的出版社，“我說如果你們想出版我的新書，就得把學生們的作業也捆綁出版”。
　　某種意義上，將每門課的學生作業結集成書，已經成了鄭也夫的習慣。加上這本《科場現形記》，他已經為學生編輯過16本文集。“就當是留下一份沉甸甸的記錄吧。回過頭來看，我們很高興，我們很踏實，我們沒有虛度。”
　　五六年前，清華法學院的王亞新教授對他說：“你學生的文集，是我課上的必讀書，有時候讀他們的文章，比讀你的書還有樂趣。”去年，北京電影學院副院長謝曉晶也找到鄭也夫：“我要求我們學習寫劇本的學生必須來看你學生們的文集。時下的劇作家總是胡編亂造一些故事，根本不知道中國社會正在發生什麼。”
　　當捧著《科場現形記》講起這些往事的時候，鄭也夫高興得像個孩子。　　（原標題：拒絕廉價的批判）